从走进哈佛的那一刻起，罗思曼便明白，她所面对的不只是患者肉体、精神的苦痛与挣扎，更是在直接窥探令人无言以对的生命奥义。《哈佛医学生的历练》是一个哈佛医学院学生整整四年的精神成长、医学历练实录。作者娓娓道出自己由懵懵懂懂“白袍加身”的一年级生，历经急诊科、妇产科、儿科、精神科等全科实习，在工作和生活的重压下，成长为一名优秀医生的心路历程。这周将为大家分享罗思曼在哈佛医学院发生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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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自己已经站在了实现梦想的边缘,也是我进入医学院的目的:治病救人。我在努力学习如何才能维护病人的价值观并保护他们的自主权，以及如何与病人相处。——艾伦?罗丝曼我很喜欢小孩。我喜欢他们向我提问，喜欢和他们聊天，喜欢他们的父母。但这并非表示我喜欢每一个儿科病人或每一对父母，我只是喜欢照顾孩子。我估计自己不会像喜欢小孩一样喜欢儿科。我从来没想过，在医院里给孩子们治病会是怎样的情形。儿科病房的孩子们
我在一家三级医疗保健中心进行我的儿科轮科实习，那里配有重症监护病房，并为严重创伤病人提供护理服务。医院里，许多孩子患有长期严重疾病，并伴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一些孩子因为出生时神经系统受损，成了智障（脑瘫患儿）。脑瘫会使肌肉收缩变形，还会因为智力发育障碍而对周围一切都没有意识。克莱尔由于先天的巨细胞病*感染而畸形、营养不良，还有智障。14岁的朱莉，原本活泼可爱、极有天赋，却因为肌肉萎缩症而日渐虚弱。她以自己的经历鼓励她身患囊性纤维化病的7岁室友应付雾化治疗：“虽然我们的病不一样，但我能理解你，我的肺也接受过雾化治疗。”
我们目睹那些身患常见病但病情危重的孩子，例如哮喘和肺炎。在“脓胸病房”，伊万和迪米特里都患有肺炎，而且都有肺内壁感染性积水。他们正在全力和病魔斗争。而18个月大的亚历克西斯刚刚蹒跚学步，却要受到严重义膜性喉炎的长期折磨。
我们还亲眼见过一些无法确诊的孩子。两岁的易卜拉欣总是周期性发病。当他停止呼吸时，面色由红转青，还会呕吐，片刻之后会恢复正常。还有一直腿疼的迈特和总是胃疼的凯特，他们很有可能患了心因性疾病。
医院的几个儿科楼层被分成许多相似的病区，只有壁纸略微不同。我所在区域的墙上有许多丛林动物卡通，它们正沿着一条林间小径奔跑。每个区都有许多房间，它们围着中央的护士台排列成L形。宽大的走廊上散落着玩具。小孩子们尤其喜欢一辆*色的塑料小汽车，他们喜欢坐在汽车里，用双脚步行推动汽车前进。查房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交通阻塞，因为常有一辆*色小汽车在笔直前进的时候会冒冒失失地迎头撞上我们，这时我们10个人不得不努力挤过去。输液架也是很受欢迎的玩具。每一个金属架都有一个带轮子的三脚支架，一个水平状的环形杆把三脚支架连在一起。大孩子喜欢助跑后站在输液架上在大厅里滑来滑去。尽管护士们经常开“超速”和“鲁莽驾驶”的罚单，不过她们的努力大部分没有用。
每一个病区都有游戏室。我们的游戏室在阳光充足的拐角，有许多窗户，房间的一角有一棵装饰着彩色小球和金属片的圣诞树。而隔壁房间的装饰风格则是以电影《斑点狗》（Dalmatians）为主题，墙上布满了斑点狗和狗饼干，虽然没有圣诞树那么精致，但它让整个房间生动活泼。房间里有4张小圆桌子，还有小椅子。桌子上总是放着手工艺品，房间两侧的架子上整齐地放着各种游戏棋。墙边的牛奶箱里塞满了玩具娃娃。房间一角放着一台电脑，上面有孩子们的游戏和学习软件。而有传染性疾病的孩子则被挡在游戏室外，只得整天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这对他们真是一种折磨。病房里配有电视和影碟机，帮助这些可怜的小家伙们打发无聊的时光。《玩具总动员》（ToyStory）绝对是最受欢迎的电影，有位可怜的母亲痛苦地抱怨，她3岁的儿子反复看了三天，她实在受不了了。
不穿“白袍”的儿科医生
每个区里，最让孩子们害怕的地方是治疗室。那是一个小房间，中央是一张检查台，边上有两个带蓝色抽屉的手推车，墙边有一个柜子，上面放着一个有许多贴纸的袋子。表面上看，治疗室没什么可怕的。但是储藏柜和抽屉里面是各种型号的静脉针、注射器和抽血用具。要是在成人病房，毋庸置疑，在病床边进行采血和静脉注射没什么问题，但在儿科病房，这种简单的操作会吓坏孩子们。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需要打针抽血，他们还没有时间观念，他们不知道那种疼痛只是暂时的。不在床边进行操作，正是为了给孩子们安全感：在床上，没有人会伤害他们，而在治疗室里，当父母安抚着孩子，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玩具和贴纸上的时候，我们就得赶快抽血和打针。
我爱孩子，但我讨厌这些操作，尤其是在半夜。当我们努力寻找着他们细小的静脉时，孩子总会哭闹尖叫。父母安慰孩子时的痛苦表情也让我无法忍受。当一位实习医生正在给一个孩子扎针时，愤怒而心痛的父亲一把夺过医生手里的针，大叫道：“够了！我们不打针了！别再扎了！全部责任我来承担！今晚不给他打抗生素了，责任我来承担！”说着，他用力把针管扔到了治疗室的另一头。
由于白袍常会引起孩子们的恐惧，所以大部分住院医生和专科医生都会穿便装。脱去令孩子不安的白袍，让我轻松许多。在没有完全融入医学领域前，我期望白袍能带来归属感和合法感。但我逐渐开始厌烦在和病人交往中白袍给我带来的拘谨。它使我少了些个人色彩，而多了些医生的共性。一旦我和病人建立起亲密关系，白袍就变得无足轻重。不过更多的原因是我喜欢穿得休闲一些。而且，不穿白袍就看不出白袍的长短之别，也看不到那些代表等级的衣袋，乍一看，很难分清每个人的级别。这真是出人意料，不穿白袍，我反而感觉自己更能融入医学世界中。
儿科病房的医患关系略有不同。当孩子的生命危在旦夕之时，所有的医疗问题都变得异常严峻，保护小病人的生命和生存质量，二者都极其重要。在儿科，要和小病人及其父母建立好关系。然而，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可以对自己的生活承担更多的责任时，把这种新的独立自主权带进三方的医疗关系中困难重重。当我们在儿科病区照料艾滋病病*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时候，这种情况尤为明显。有些父母希望保密诊断结果，但我们明白孩子们很想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作为医护人员，我们夹在父母和孩子之间。我们不得不尊重父母的特权，集体保持沉默，这使孩子的处境更尴尬，他们无法公开谈论自己的担忧。
尽管身患可怕的疾病，但孩子们依然稚气天真。8岁大的萨曼莎和亚历克斯这对同卵双胞胎都患有囊性纤维化疾病，这种疾病会抑制身体各器官的正常分泌，使得肺部易受感染，并无法正常吸收营养。在游戏室的一张告示板上，张贴着两姐妹的画作和蹒跚学步时的照片。她们的门上贴着一张橙色美术纸，上面列了一些清单，标题是“在医院里要做的事”，包括“好好对待妹妹、配合胸部物理治疗、吃完所有食物”；还有“医院里做的事：打妹妹、用静脉管跳绳、骑在输液架上”。
我很惊讶自己是如此喜欢照顾孩子们。对孩子而言，医院并不意味着生活的停止。他们仍然享受着色彩带来的快乐、玩具带来的抚慰，还有冬天带来的第一场雪。这也同样提醒我要热爱生命。我认真地给他们办生日聚会，我敬重为了使他们早日回家而尽职尽责的医生们，我喜欢在查房时陪孩子们玩个游戏、讲个笑话。
在儿科，我还习惯了观察那些家庭，病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遭遇和病人一样重要。我发现自己对那些受慢性疾病困扰的家庭特别感兴趣。以前，医院学习的时候，这种对家庭的了解曾经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第一个轮科实习阶段，对病人不是很尽心。在儿科，我很快乐。到此实习之前，我曾决定在内科工作，并医院服务。但我第一次对自己的决定犹豫起来。
《哈佛医学生的历练》
艾伦?罗思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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