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过去是否会以某种方式写进当今呢?——马克·弗里曼这些习惯当中的最基本的习惯,这些未经反思的对待事务并与之互动的方式,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视野。……造就了我们自己——艾伦一、小引张光年在《向阳日记》中披露,他在干校时,患有泌尿系统疾病、气管炎、痔疮、腹泻、牙神经炎症、失眠、慢性肝炎、十二指肠溃疡和胃炎等多种疾病。到咸宁干校不足一月“连日痔疮脱肛,来回途中很狼狈”。(年1月2日)还坚持干重体力活,“上下午随全排到沙场劳动,跟葛洛、侯金镜一起清除石子堆。痔疮脱肛,在所不顾。”(年1月11日)三天后,终于顶不住了,“痔疮大发。今天向班排领导请假一天,在宿舍写《一月份思想汇报》,晚十时许写出,四页,两份”。(年1月14日)张光年初来干校时五十六岁,年获准“解放”时六十二岁,这个年纪有一堆慢性病,应算正常。不过,疾病里有“记忆”,有“历史风云”,也有“干校故事”,这些病,就有必要左牵右引,敷衍成一篇关于干校的学术论文。更何况,这些疾病牵动着一个特定时期。他坦言,“对我这八十三岁老人来说”,将“日记”温习、筛选、抄录而成书,并非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因为,我“最最不能忍受的,是中央专案组对我于一九二九年(十五岁时候,白色恐怖下)由地下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员期间一段‘历史问题’的长期纠缠。既然江青对威特克夫人的著名谈话中公然点名‘张光年是托派’,她所御用的专案组就得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追查、逼供和取证”。而且原住北京东总布胡同的八口之家也四下离散。妻子*叶绿下放天津静海干校,大儿子安戈到晋北代县插队,女儿安迪去黑龙江萝北建设兵团,小儿子安东转赴在广东的舅舅家,在北江钢厂附中上学,自己在咸宁。唯八十岁的老母在北京坚守。……因此,病痛不单是身体,而且蔓延渗透到了心灵世界。本文所用是张光年干校后期,即年底至年6月的“日记”,活动分布在咸宁——北京——静海等地,关涉作者时空的转换迁移,及本文“过去”“今天”“习惯”“互动”和“反思”等几个关键词。二、治病归去来“日记”作者从咸宁回北京治病有两次。一次是年11月至年6月(半年);另一次是年8月至年12月(咸宁干校解散)。虽然年春“干校正加紧动员大家回校”,(年4月3日)他仍延迟不归。因此,张光年声称的“干校六年生涯”,满打满算是年底至年11月零十几天(包括静海干校13天),另三年则在北京治病和等待中度过。作者所以治病不归,或归后再返,原因有两个:一是他时有被“解放”的传闻,留京也许是静观待变;二是从年到年间,干校人员大都返京工作,或另择高枝,转赴其他省市。人心思归,是下放干部内心的主旋律。这种情况下,从《日记》中可以捋出一些历史的真实,还需要“画外音”“小注”等旁证的进一步检视和补充。“日记”自述:从年1月起,作者多次申请探亲事假,均未获批。(年1月6日)同年8月受臧克家回北京触动,再请假(以母亲八十岁为由),也未允。渐悟出,其实可以“治病”为由,迟滞不归。“早上严文井告诉我,我的请假问题,北京基本同意了。”不过只给“一个月事假,路费自理”。(年11月8日)由此,他开始了马拉松式的“治病之旅”。将“日记”抄录如下:“下午……偕医院(查体)。经王大夫仔细诊查,发现肝肿大两指”,“王大夫怀疑是慢性肝炎”,“认为应留京休养。”。(年11月30日)几天后复诊,王大夫断为慢性肝炎。诊断书建议:一、禁酒和油腻食物;二、休息,避免体力劳动;三、定期查肝。并开药。(年12月4日)将检查单及诊断书寄连部,获续假一月,但嘱“到时如期回连”。(年12月14日)次年1月,医院做电气扫描检查,“以确定是否有肺癌或肝硬化”。早晚服汤药。(年1月1至15日)……春节过后,上午到“医院抽血,检查‘癌反应’。”“医院作‘肝扫描’”,检查有无“肿瘤”。(年4月2日)再致信连部续假,被拒。当天《日记》记载:“今天情绪不好,翻阅《金石学》一书”,借以排遣。(年5月6日)“画外音”:“日记”作者与连部的想法显然不能接轨。在王大夫和作协同事张僖看来,有诊断书作证,再续假一个月应属合理。而连部认为,已批一个月,又续一个月,如再续假需报干校*工组和大队领导批准。因此,落款“五连连部”的来信,只同意“抓紧时间治疗”,并未有同意继续延长的意见。如按照作者本意,考虑肝炎治疗时间较长,更愿不断续假,他最后也这样做了。可连部倾向带药回来,医院继续疗治。因此,在从年11月到次年4月,双方通信不断。一再“续假”5个月后,连部来信终于流露出不快:“三月二十一日来信收到了,关于续假问题,经研究,不同意再续假了。”虽然如张僖所说,李季、严文井等连领导曾给予“照顾和方便”,但碍于北京专案组压力,干校相关*策纪律,也不会容忍一个下放干部跑回北京逾期不回。所以,作者虽再次申诉仍有“肝疼、头晕和腹胀”症状,连部亦未再松口。最后,干脆把责任直接推到干校一级:“关于你续假问题,经研究并请示干校*工组,认为你可将药物带至干校来煎服及休养”,并再次催促其“尽快返校”。小注:在特殊时期,慢性病患者的请假续假空间都被压窄,而不能像其他年代可以长期泡病号。从知识分子视角看,“日记”作者的要求符合人性,正当合法;然而在特殊时期的干校管理层看来,这种要求有违反纪律之嫌。因为并非张光年一例,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写道:“干校实在不干什么,却是不准离开。”一次默存(指钱钟书)牙疼,我有眼疾,也只许各自请假,“到信阳看病”。虽然他们乘机相约,利用看病同游了当地一个不知名的名胜。当事人和同情者有可能启动新时期文学的“苦难叙事”装置,而历史研究者,则愿意从对立面史料中跳出去,对各自的回忆、动机和出发点进一步刨根问底,暂不置评。因为,对历史记忆的研究性理解和再评价实在复杂。阿莱达·阿斯曼为此提醒:“记忆能力”既有“让人成其为人”的真实性,这些史料后来被利用,也会产生另一种“记忆力、重复、重构”的隐秘历史过程。因为,与仅仅构建自我的“记忆”,借语言与人沟通的“重复”不同,“重构”代表的是一种观念——只有不断“通过新的行为一再地重现它们,它们才能得到巩固”。对历史研究来说,比较难的是如何处理重构对记忆力和重复的改写这一现象。“日记自述”:连部的“猜测”不错,除留京治病,“日记”作者确实也在利用这个闲暇时机,享受比干校更加轻松自由的京城生活。从“日记”看,从年底到年6月,扣除重返干校的两三个月,这确实是作者在特殊时代间隙里一段独特的生涯。作者曾详细记之:上午早起,与安东同去北京站接自黑龙江建设兵团北返的女儿安迪,“晚上同孩子们座谈国际时事”。(年11月16日)逛王府井百货大楼,见有新出品的翠兰瓷茶杯,觉“甚精美”,但未买。(年11月19日)观看家人年前大扫除,洗窗帘,擦玻璃,安东用东单买回的白粉,粉刷客房墙壁及天花板。(年1月29日)有时候待着无事,就翻书橱中旧物,竟“发现了《风雨文谈》校样,同时找出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一部”。颇喜。因为搜藏的精美瓷器均被红卫兵抄家时打碎,他们粗心,未辩出明人谍菊画卷,《风雨文谈》也逃过一劫。其间,还与安戈、安东兄弟漫谈魏玛画册;跟安戈谈如何欣赏文学作品。(年3月1日,年3月9日)不及二十天,又与妻子阿惠散步至日坛路。这番情景,令他不由得想起“文革”前,一家人经常饭余茶后在东总布胡同散步,又转到外交部街时的安宁时光。(又见年3月28日“日记”)“画外音”:周新京是张光年儿子安东儿时的玩伴,家住东总布胡同。张氏留京治病期间,他是一个旁观者(这时安戈、安迪插队,安东在广东读中学),虽然对张叔叔这个“大作家”使用了仰视视角。因与安东的关系,周新京经常探望治病的“日记”作者,对其读英文版《资本论》极为佩服。张光年跟安戈、安东谈魏玛画册,谈如何欣赏文学作品,想必那时他也曾在场。冬天周新京去看张氏,“炉子上水壶吱吱响,屋里并不暖和”,见他“只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套一件中山装”,神态镇定。知道他是《*河大合唱》作者,所以根本不信“四人帮”强加给他的各种罪名,心里满是同情钦佩。出于这种心态,周医院当锅炉工的身份(该医院恰好是中国文联医院),掩护张叔叔的“续假理由”,串通医生开假条,以敷衍干校。“内科副主任以上邵文华说,你让他来找我。我转达了邵主任的意思,张光年先生感到意外,犹豫一阵还是去了。邵主任为他开了一个月假,不够再接着开。”周新京事后担心:“虽是举手之劳,一旦追查,也很危险的。”他记得,张光年整理出版日记时,专门找他核实过邵主任的姓名,可见特殊时期儿子玩伴和邵主任的冒险掩护,被八十三岁的“日记”作者铭记了二十多年。“日记”自述补叙:“日记”未记作者留京治病期间,是否为调回北京活动的轶事。但他与张天翼、臧克家和冯牧等人多有来往,言谈之中,恐怕不排除交流如何调回北京的途径和方法。“日记”中曾记冯牧有可能被胡绳调到“学部”的传闻,可做佐证。依他智慧,儿子玩伴和好心大夫的掩护仅是暂时手段,不回干校才是目的。不过他再返时运气很好,此时干校的大部分人已经走散,连排级干部比较照顾他,他只干点轻活,权当休养。这种情况下,“日记”对“归去来”使用了轻松、阳光和友好的叙述笔调。例如,菜班班长朱行关照他,让他以“休养为主,不必跟大家一起上班”,“累了自己掌握回来休息”。这与干校初期痔疮大发还“不下火线”的情形,简直无法比拟。(年6月2日)又一日去饭厅“拣蓖麻”,一个小时就宣布“收工”。(年6月29日)与干校初期雨中滑跤,还背米40斤,又是天壤之别。一天,尹一之来谈,他听十四连刘岚山谈:“据闻中央决定抽四个作家抓文学工作,其中有我和袁水拍云云。”更是一喜。后来证明是当时诸多八卦中的另一桥段。(年8月6日)小注:以慢性病治疗为由迟滞不归,头回半年,二回一年半余,在干校管理人员眼里,这属于纪律观念松懈行为;然而在大部分人已调回北京的背景中,似又可体谅。由此联想,后期干校已成历史“摆设”,充满喜剧性色彩。“日记”作者凭个人智慧,得以在严酷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不像老友侯金镜客死他乡,已属幸运。当然,这还要感谢周新京、邵主任等普通人的冒险协助,以及干校连排干部有意无意地“疏于职守”。三、读书和会友“文革”后期,觉醒的暗流首先在思想文化界涌动。在《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中,一向谨慎的叶老直率告诉儿子:“我看现在报道文章和理论文章,一般都有问题,若不赶快改弦易辙,对于大家的思想僵化太起作用了,真可忧虑。”又忍不住补充:“看了永和的信,我也只像‘看穿’的人一样,心想就是那么一回事。”(年4月16日至叶至善信)郭保卫是北京东方歌舞团的青年演员,年,因诗人杜运燮是他姐夫父亲这层关系,与穆旦结识,成为忘年交。一次穆旦约他同去北京站购火车票,途中穆旦曾好意告诫:“你为什么弄诗呢?你当演员,多快乐,何必找这烦恼呢?”然而在11月致他信中又直言:“要多读《悲惨世界》这样的‘伟大作品’,即使不是诗,也能使你的心灵受到陶冶”;而“莎士比亚是另一种‘刻画性格的艺术,没有什么深深动人的思想’。”从“心想就是那么一回事”到劝人读有思想的“伟大作品”,正是这暗流涌动最敏感的反应之一。这种背景下,张光年利用避祸治病之机,读书和交友就比较好理解。“日记”有关读书的自述:查张光年从年至年的《向阳日记》,所记读书事迹频繁密集。“上午开始读《资本论》第一章。”(年11月17日)“翻阅《朱可夫回忆录》。”(年12月4日)“上午给孩子们讲《共产*宣言》。张蓬也参加听。很吃力地讲了两页,大家说听懂了。”(年12月11日)“读完了《列宁生活片断》小册子。”(年12月14日)“看《斯巴达克斯》。”又“送给安迪一本《法兰西内战》”,还介绍她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年1月23日)“夜校《校碑随笔》”,并找出“《怀仁集王圣教序》等碑帖”细品。(年3月2日)继续读《战争与和平》第三、第四卷。(年4月1、2日)“翻阅《骨董琐记》休息脑子,发现其中第六卷有一则记述东汉建初虑俿玉尺。”于是技痒,“检视所藏虑俿尺,弥觉可贵。”(年4月16日)“午睡时看完了钱钟书的《宋词选注》最后几页。”(年9月30日)上午到米市大街新华书店购《法国革命史》。(年1月7日)下午和晚上温习列宁《国家与革命》。(年2月3日)……。“画外音”:因社会职业视角不同,穆旦读文学名著,张光年读*治读物和古典文学,还品字画古董。儿子安东说,父亲所以读*治书籍尤多,是因为那里面有“他一生的信仰,他一生为之奋斗,甘愿献出生命的事业”,只是在困难环境和闲居日子中,他“把这种内心深处的生存意志埋藏起来”。女儿安迪说,父亲年第一次回来探亲和治病时,自己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知青,上学被北京外国语大学拒收。父亲开列书单,鼓励她自学,例如《中国通史》《反杜林论》等,“可我一点儿也没听进去。”两代人的隔阂差异,在特殊时期依然存在。不过,周新京的回忆,则在压抑氛围中引入了某种情趣,似乎可见“日记”作者与他曾经的岁月已生死两隔:“他劝我读一读《画梦录》,虽是像我那个年龄写的,却是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我说还有一个叫华夫的,评论写得很棒。张光年先生怔了怔,用手挠一下鬓角,华夫?那就是我嘛!”小注:在返回当年的过程中,各种“自传性回忆”可能会相互争执,莫衷一是。“集体记忆”概念创立者莫里斯·哈布瓦赫却认为,社会记忆由此可见出“海纳百川”的效果。有人指出,“从各种视角来看待个人回忆”,能抵制“在集体记忆中将个人回忆狭隘化”的倾向,但也要警惕个人完全以“牺牲者”自居,“不再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分析研究”的现象。“日记”有关会友的自述:与他走动比较多的,是从咸宁干校调回北京或仍滞留的作协同事。午后丁力来家,“闲谈片刻”;“下午访臧克家,谈半小时。”(年11月13日)“冯牧来谈,带来为安迪代购的《中国通史简编》已出四册。午饭后回去。”(年11月17日)得知冯牧在曹葆华家吃饭,突然食道大出血,医院探望。次日再看冯牧。(年11月20日、21日)又得吴泰昌告知干校有解散迹象来信一封。(年11月30日)隔天再访冯牧,得知已排除食道癌嫌疑,继到隔壁看望住院的张天翼;下午4时半去看张僖,在美术馆下车时受乘客拥挤,“陷入重围”,“好容易才挣扎出来”。(年12月1日)上述交友,一是叙旧兼打探调京可能(臧克家、张天翼、冯牧);一是了解干校未来命运(吴泰昌);另一询问是否还能续假(张僖)。动机不一,非常时期亦能理解。与此同时是与故旧走动,毕竟困居干校三年才得谋面。“上午去看(老友)孔嘉”,发现他头发已白。王负图来访”,“近十二时方散。近日他要到埃及去。”(年11月13日)“医院看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年2月1日)上午又偕阿蕙“到象鼻子后坑三十一号看闻一多夫人高真”。下午与吴泰昌访阮章竞,替吴调河北文联说情。(年2月7日)上午马彦祥来,“医院,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年8月29日)二次返干校尽力收购的灵芝,这次派上了用场:“张蓬母女二斤,赵寻一斤,孔嘉一斤,冯牧一斤,阿龙一斤,刘大姐半斤,晏质半斤。”所余“留点准备送其他病友”。(年8月23日)张蓬乃“日记”作者大妹,早年受其影响奔赴延安鲁艺。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困难,女儿患重病曾在张光年家休养。“画外音”一:日后,研究者一定会尽力猜测张光年与干校同事频繁见面聚谈的环境、动机和内容,因“日记”未记,这些被隐蔽的文字,仿佛一开始就悉数退出,成为无法考证却弥可珍贵的文献。但可能还藏于民间,比如当事人的亲属子弟,说不定若干年后会披露一二。作者之所以隐而不记,跟这些干校当事人的身份有关,它们包含有调京事宜,也许还牵涉时局,正因为不方便公示于众,才会被作者隐蔽;也正因为处于隐蔽状态,作为“日记”自述的画外音才更具有力量。“画外音”二:再看与故旧的交往。年在缅甸做地下工作的张光年,因战事逃到昆明,“身上已经一名不文”,时值“皖南事变”,还有被国民*追杀危险。幸受李公朴救助掩护,化名张华甫在云南大学附中教书,兼编李主持的《民主增刊》。同时接中共华南局特派员华岗指令,以“学者”身份隐藏民盟,做楚图南、费孝通、闻一多、曾昭伦等著名教授的工作,并与闻一多成为忘年交。闻一多儿子闻立雕说,因父亲的关系,张光年与闻家结下了终生友谊。闻一多孙子闻黎明也说,年祖父被刺身亡,闻立雕身中数枪,腿被打断。冯友兰夫人将北京私宅借他们居住,一家七口得以存身。(当时冯在国外)两年后,全家在奶奶高真率领下投奔解放区,被在北方大学艺术学院的张光年收留。我父亲闻立雕、大姑闻名被他安排到北方大学文学系就读,叔叔闻立鹏成为美术系学生。18张光年念及危难年代几位老先生的相助,投之以李,报之以桃,乃人之常情。当然,革命峥嵘岁月,对特殊时期的疾病有积极“治疗效果”,似也可在此指出。小注:“日记”作者会友访旧,在干校小天地之外,另辟出一扇通向大世界的门窗。他与干校同僚,仿佛一群刚从战场硝烟中归来的战友;在故旧身上,则可见出那幅已被拉得很远很远的历史风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穿越,使其体会到养精蓄锐的人生深意。医院、不同街道及美术馆站机遇,形同现实与历史相互转换的有意味的地点。由此他迷蒙地感觉到,历史终将在耗尽旧的能量后,出现某种预料不到的新变。四、在“解放”传闻中“日记”作者滞留北京治病,与年秋林彪摔死后,由周恩来主导实施“解放老干部”的*策有关。因此,“日记”记载了不少似假乱真的传闻。“日记”自述:最早一则出现在年3月8日:遇从北京返校的朱革非,他趋前悄悄说:“‘北京传说你已经解放了。’我说是‘胡传’。他正经地说:‘不是,听说第二批名单有你。’”(见当日“日记”)事后证明,这是八卦。虽然此前红学家周汝昌奉周恩来办公室之命调回,让许多人心中燃起了希望。不久,传说“总理要求副部长以上干部解放的或没有解放的都调回北京,又听说十三级以上干部六月底以前回京”。但这次吸取了教训,他在日记中宽慰自己说:“我对这些小道消息,都采取将信将疑态度。”(年5月1日)干校生活枯燥乏味,偶尔有人离开,就会助长相关桥段的蔓延传播。以致有所谓干校即将回京分配,收过中稻就走的奇异传闻。“徐东晓兴奋地说:‘消息证实了。’”然而晚饭后,严文井来说流言失实。于是,他特别在“星期二、多云”后面,附上“侯金镜周年祭日”。(年8月8日)。二十天后,他读《马克思传》“流寓伦敦”一章用以自励:“革命导师处境极端困难的时候不失掉信心,使人深受感动。”(年8月28日)夹注一:沃尔夫·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对包括传闻流言在内的公众舆论有独到分析。他先说被舆论隔开的地方:年,大洋中的一个小岛住着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在地理隔离中,每60天,都有一艘英国邮轮绘居民运来商品物资。至年,他们友好相处,完全不知这四年间,各自所属国竟成兵戎相见的敌人。由此他得出结论:“追溯既往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认识我们仍然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环境时是多么迂回曲折。我们可以看到,它带给我们的消息时快时慢,但只要我们信以为真,我们似乎就会认为那就是环境本身。”他接着分析开放的公众舆论。同样在一战时期,法国普通的行李管理员、画家、雕塑家、老太太和牧羊人,很多人没见过、只是通过媒体这个强大的“公众舆论”,包括由此放大的各种传闻,相信霞飞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最后,还有成百上千的年轻姑娘,克服了女人的羞怯,瞒着家人要求和他约会;其他姑娘则只是希望能为他服务。”“日记”自述:作者治病不归,自然包含着等待机会之意。但长达两年时间,返京信息基本归零。年6月,有关方面把他解往天津静海五七干校,从咸宁转来的还有郭小川等人。但幸运在于,只在干校优待的单间房住到第十三天,忽然传来他真的被“解放”的消息。可能是心情激动原因,“日记”记述颇为详细。不妨抄录若干:“十八日晚十时许,我正看《反杜林论》,准备第二天小组学习会上的发言。林元同志来,通知说,我的问题解决了,要我收拾一下,明天早上跟校部王云同志乘吉普车回北京,中央专案组约看结论。林随后告诉了连里同志们,大家很高兴,自动围坐一起,要我同他们乘凉话别。林元、小珊等同志都说了些很带感情的鼓励的话。我表示深切感谢。收拾行装,夜一时眠。”(年6月6至18日)夹注二:李普曼分析说:“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又说:“对舆论进行分析的起点,应当是认识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和人对那个活动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依我理解,“唯一情感”对下放干部来说,就是“回京”;“活动舞台”是干校,“舞台形象”是每天难以辨明的劳动和生活,人则是下放干部,然而这三角关系真的是扑朔迷离。三角关系中最难分析的,就是他们之间究竟是现实还是虚拟的联系。“日记”作者之所以治病不归,是他迷惑于另一种因素当中。李普曼为此解释道:“对于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楔入在人与环境之间的虚拟环境。”他在虚拟环境中的第一个反应,即是产生后果的地方;而加入一些行动的地方,则已不是虚拟环境本身,它被强迫性地理解成“行动得以发生的真实环境。”“画外音”一:“日记”之所以相信“传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是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个人——周总理。林彪摔死后,周主导“解放老干部”的*策。张光年初见周是年在武汉,他是其领导下工作的*治部第三厅人员。、年在重庆南方局,他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可说是老部属。“恩来同志要沙汀、叶以群和我组成一个小组”,“进行文艺界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在文协、老作家间进行一些沟通和联络的活动。”他们三人每两周到曾家岩向周恩来请示汇报。“皖南事变”后,情况紧急,周恩来派秘书张颖当面示以特务机关黑名单,张光年名字下有“捕杀”二字。不久,周恩来直接派他去缅甸仰光潜伏做地下工作。特拟致老友、云南大学农学院胡教授一封介绍信,嘱张从昆明到仰光,在住处和路费问题上,可找胡帮忙。信末署名“沅”,这是周恩来与胡之间的暗号。“几十年过去了”,这“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画外音”二:新中国成立后,张光年和周扬在文艺工作上受毛泽东领导,具体事宜被周恩来指导依然不少。比如,年他调文化部艺术局做副局长兼秘书长后,负责戏曲改革。全国第一次戏曲会演时,“恩来同志是抓得很紧的”,每场戏在第三、第四排都会为他留出四个座位。五十年代前期,中南海彻夜灯火通明,中央和各部领导都习惯夜间开会。“我曾多次列席恩来同志邀集的夜间谈话(或凌晨小会)”,谈得晚了,每人两个热腾腾的肉包子,一碗肉丝面。大家疲惫不堪,周恩来用一条条冷毛巾敷额头后,转瞬之后依然神采奕奕。年夏天反右运动开始,“我随周扬同志去中南海,恩来同志要我们试提划分右派的标准。他举出喜欢放言高论而又常讲错话的一位*外戏剧家为例,问我们此人是否属于右派。”张光年以自己在《戏剧报》发表的一篇为例,称这位同志的错误言论,是同志式的辩论,所以仍然叫他为“同志”。认为单凭这些错误言论,“还不宜划为右派分子”,周恩来表示同意。但因运动发展迅猛,建议不了了之。他写道:当专案组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时,“我也不止一次认真地想到死。每逢这个时候,我心里想,恩来同志是了解我的。”“这个思想,支持我咬牙渡过了险关。”小注:在“解放”*策实施中,“日记”作者与周恩来的渠道沟通不畅,有可能与江青的专案组有关。比如,同在咸宁干校的文化部副部长李琦,就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被解放出来。作者年6月被解放,直接受惠于林默涵致信上峰,获周扬案似可从宽批示的影响,不排除周恩来在这一过程中施加了某种作用。毕竟,这一案件涉及的许多文艺界名人,都是重庆时期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并在他指导下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旧属和朋友。由此来串联前面四个部分,应该符合实际情况。五、滞留出版局的日子“日记”作者虽说获得“解放”,工作安排却不顺畅。中国作协已被撤销,不少领导干部回京后无法安排;而咸宁干校归属的文化部,本身也有积压问题,所以,作协人员自谋生路,是当时很普遍的现象。如冯牧调到学部的《思想战线》,吴泰昌去了河北文联,等等。“日记”自述:从年6月18日解放,到等待工作分配的日子里,作者一直在干校北京留守处学习中混日子。这样拖到8月1日。参加四连支部会后,林元在过道告知,“盛传我将去八条研究所的消息”。可能不愿赴此任,张希望“得到半年治疗的机会”。(年8月1日)但机会不等人。一次参加留守处学习班后,他又“找王敏同志谈有关工作安排问题”。这次听说出版局要他,待与文化部商定。“我表示愿搞创作及研究工作,刊物编辑工作搞不了”,因“目前还需继续治疗”。(年10月6日)十天后,王敏告诉他:“石西民(新局长)要我到出版局。我表示同意。”接着下午访刘白羽,工作安排得以证实。(年10月16日)然而不久,事情又起波折,“出版局调令已到留守处,但文化部有扣留之意”。(年10月20日)于是,就有了“晚访石西民谈工作问题”的举动。(年10月21日)估计是经过石向上级报告,“由国务院办公室提交张春桥批准”,才最后落实。同时调的还有周巍峙。吕骥则回文化部。(年10月29日)“画外音”:年在北京成立的“出版局”,全称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是直属国务院的副部级单位。它是管理全国出版事业的机构。石西民年就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年转任文化部副部长、*组副书记。由他出任副部级出版局的局长(年10月),级别安排程序应没问题。张光年年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报》总编辑,是正局级干部。张光年女儿张安迪回忆文章也证实,他们家与作协副主席刘白羽、严文井同住东总布胡同66号大院,前院住着严文井,中院住刘白羽,“我们家是最里面的小四合院”。严、刘是副部级住房,张则是司局级。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兼*委书记,同在咸宁五七干校的王子野,出任出版局副局长,而同一级别的张光年,却没有安排职务,仅能列席局*委扩大会,帮忙看些《鲁迅全集》“注释”等。虽说已上班,依然是赋闲状态。但相比于“周扬案”中的夏衍、阳翰笙,连参加文化部干校留守处学习班的资格都没有的情况,“日记”作者却已属万幸。小注:年到年,是一段难熬的历史过渡期。老干部们虽说归来,他们身上的历史问题还盘根错节地纠结着。张光年初进出版局的情形,恰好反映了这种历史的过渡性。“日记”自述一:“日记”对这个闲差略有不快:“下午二时到出版局,周巍峙也去了。赵承丰同志宣布周是音乐出版社第一把手,我留局负责研究考虑文艺出版工作,给局里当参谋。……”(年11月3日)前者是实职,后者仅是闲差。而且“文学”被挂靠在“出版”部门:“上午邀严文井到出版局参加西民同志召集的小会,讨论中央交办的帮助姚雪垠出版长篇小说《李自成》问题,关于组织鲁迅研究和出版鲁迅(著作)注释本问题。”(年11月5日)因故,上午到出版局,石西民当面交给他“一份文学出版社打算出版的《阿Q正传》注释本校样,要我看看注释水平如何”。(年11月11日)当初王敏找他谈话,自己曾申明不做“刊物编辑工作”,可在人家屋檐下,也只能如此。他将《阿Q正传》注释本《阅后印象》,托秘书刘杲转交石局长。(年11月13日)半个月后,又“看了《鲁迅杂文选》注释本下册六十页”。(年12月3日)“日记”自述二:既然让他“负责研究考虑文艺出版工作”,就顺带将一些离散的作协人员陆续调来。他找石西民谈调冯牧,后者回答“在考虑中”。经过一番努力,吴泰昌、丁力、杨子敏“也可能调,其他暂不考虑”,然允杨子敏做他助手。(年10月31日)石西民是不是已经看出了这种“城中村”的安排?“日记”未记。但事后石有调他去人文社等单位的提议,虽然经拖延而不了了之。“他的一番谈话,使我决意不设任何机构(文艺出版方面),也不要任何助手了。”(年11月22日)不过,石西民毕竟是一位懂行且很大气的领导干部,他们似乎又达成了某种默契:原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民文学》《诗刊》复刊工作,交由张光年负责。“画外音”:咸宁干校解散后,中国作家协会未能如期恢复原先建制。《人民文学》和《诗刊》的复刊,被成立不久的国家出版局代管,作协和两份杂志,像是两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目前疑问是,张光年未安排实职,是作协和出版局的体制没有理顺,还是周扬虽然被放出狱,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的缘故,“日记”无记录。再查出版局历史沿革,以及石西民的相关材料,也未见这方面的叙述。倒是周明的一篇文章,对杂志与出版局为何是这种古怪的隶属关系,予以了澄清:“如果不是周总理的指示,《人民文学》也不会这么早地复刊。此时,几个刊物均归属国家出版局主管。”年,远在新疆的王蒙,也曾有过这种单位体制不匹配的尴尬。他原属的自治区文联被区文化局吞并,所以只能到文化局创研室“改剧本”。小注:疾风骤雨的“文革”砸烂了很多“阎王殿”,使不少机构处于“无*府”状态,所以,没有理顺体制关系不止文联、作协两家。据杨绛《将饮茶》所记,他们夫妇从干校回京后,原来“学部”的家被“强邻”占据,于是逃到一个办公室里蛰居三年。文学所没恢复正常,钱钟书除帮领导《诗词》英译,就是悄悄干自己的私活《管锥编》。直到年学部正式脱离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止。“日记”自述:从“日记”记载看,从本年11月下旬开始,作者已把“注释校对”等琐碎工作放下,全力投入到两家杂志的人员调配和刊物运行当中。比如,直接参与《人民文学》复刊。“上午偕严文井到(东四)《人民文学》编辑部听取筹备工作情况。先由袁水拍介绍同编辑部同志们见面,随后是小会。刘剑青汇报了编辑工作进展情况。卢更生提出了调干、房子、家具等问题。袁水拍、严文井、李希凡就第一期内容各自提出了补充意见。我表示将意见向出版局领导转达”。(年11月20日)同时指导《诗刊》复刊工作。上午在家阅《诗刊》论文稿一篇。晚上看杨子敏送来的《诗刊》“学习毛主席《词二首》心得稿二篇”。(年12月10日)“上午同李季、葛洛等商量三篇文章的修改意见。”(年12月11日)另一上午为《诗刊》阅改《编者的话》。(年12月15日)两天后,接着同李季、葛洛商酌修改《编者的话》,二人同意改掉葛洛加上的“以工农兵作者为主体的无产阶级诗歌创作队伍”的提法。晚上李季再送来石西民修改过的《编者的话》,请他再推敲改定。(年12月17日)“画外音”:上述“偕严文井到(东四)”、听取汇报、“与李季、葛洛商酌”等措辞,以及这种两份杂志与出版局之间的“协调人”身份,恍惚在一瞬间,是他五六十年代主*《文艺报》、协助周扬管理全国文艺工作巅峰状态的“情景重现”。几年前还是干校连部领导的李季、严文井、葛洛,转而变成部属,纷纷请示商酌。“文革”前位置居他之上的严文井,也成为下属。这时,虽然发生石西民欲把他调出出版局,在人社和《诗刊》“顾问”中任选其一的小小不愉快,但都被他坚决顶住。这种有眼光的坚持显然很有必要。一年后,他正式出任《人民文学》主编;年3月,“受中央委托,担任全国文联筹备组副组长和中国作协筹备组组长,着手恢复这两大文艺团体。”紧接着,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继而不久任作协*组书记,升任正部级领导,走到了全国文学舞台的中心。在旁观者周明眼里:“张光年,‘文革’前就是中国作协*组的领导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恢复工作后,他意气风发,恨不得将时年‘文革’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小注:从作协到干校、再从出版局回作协,在这一番剧烈的历史巨变中,浓缩着张光年干校后期的身姿,隐逸着他百味杂陈的心灵世界。他没想到,经过“治病”“读书交友”和“出版局”的波折,自己还会从劫难中“归来”。人们由此觉察,“日记”看似对历史的忠实记录,处在增删修改中的它,其实经历了阿莱达·阿斯曼所说“记忆力、重复、重构”这种循环的往复。这恰如安格拉·开普勒已经洞见的:“回忆实践总是在生产着一种超越个人的、文化的当今。回忆行为给现实的当今装备了一种被回忆的时代的视野。”而对新时期文学而言,“它对许多文化、集体和集体成员在一定时期的现实自我理解有着重要贡献”。
刊于《文艺争鸣》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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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