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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0/10/25 20:14:00


  高镜朗(—),浙江上虞人。早年就读于桐乡文艺学堂、嘉兴秀州书院、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年,与颜福庆等人共同创办国立上海医学院。年——年期间医院和研究所进修。回国后,开设上医院——医院。建国后,参与筹建上海医院。年,受聘为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主任。年指导成立上海市儿科医学院究所,并任所长。作为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高镜朗被誉为儿科医学界的一代宗师。


  牧童苦学成名医


  年,高镜朗出生于浙江上虞章镇。他6岁丧母后在舅父家放牛5年。后得族人资助,入嘉兴美国基督教会办的桐乡文艺学堂半工半读。此后,高镜朗先后就读*兴秀州书院、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年,高镜朗考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


  西医的儿科学是在l9世纪末才成为独立学科的。20世纪20年代,我国几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儿科医师,加上当时经济及卫生水平落后,疫病流行,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热等急性传染病都成为儿童的致命病。在中国发展儿科医学院刻不容缓。当时国内的西医学教育事业几乎全操之于外国人、尤其是外国教会人士之手,高镜朗非常期望创立我国自己的医学教育事业,以摆脱国外势力的束缚。


  年,在时任国民*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下,高镜朗与颜福庆、任廷桂、乐文照等将江苏医科大学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高镜朗任教授、儿科主任,主持儿科教育,并兼任附属护士学校校长。


  年,高镜朗公派赴哈佛公共卫生学医院进修儿科。并先后到美国纽约肺病研究所、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奥地利维也纳儿童结核病院、医院等医院学习考察。


  年,高镜朗回国后,开设了沪医院——医院。但是,日本侵华战争,打破了他为祖国创建儿童医学事业的梦想。在上海沦陷后,他断然拒绝与汪伪合作,宁可医院。直到抗战胜利,高镜朗才重新挂牌行医。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合并组建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医院儿科主任,并着手创立儿科医学系。年,他被聘为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主任。年,高镜朗参与筹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第一医院——医院,并受聘为医院第一任儿科主任。


  铮铮傲骨求真理


  早在五四运动时,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侵略、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高镜朗积极投入了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活动。他曾和其他救国积极分子组成赴京请愿代表团,向当时反动*阀*府请愿示威,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经费有三个来源:一为当地省府,二为北洋中央*府,三为美国教会。实际上其余两处经费都无着落,学校仅靠教会维持,捉襟见肘。


  学生自发组织去北平请愿,希望能得到经费支持。高镜朗被推选为请愿团团长。到京后直至教育部请愿,见门口有持枪门岗,有人犹豫不前,高镜朗挺身而出,说既千里迢迢到北平,怎么可以不进去呢?随即率大家入内,门岗并未刁难。至会客室,部里派人接待,甚为客气,但经费一文没有。大家无奈,只得南返。


  在年长沙爆发的“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和高镜朗作为学生代表而彼此相识。解放后的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邀请颜福庆同桌共餐。问起有一高××现在怎样?高镜朗当时赴京请愿改名。所以颜福庆一时想不起来,回答说不知这个人。颜福庆返沪后想起高××即高镜明,遂即告高:毛泽东想到您,您快写封信给他。高镜朗回答:不必写,我一能温饱,二不想做官,安分守己,不求附势。当时在长沙“驱张运动”时湘雅的学生会主席是张维,后任民国时期上海市的卫生局长。解放后向毛泽东致意,毛泽东复信后张得到任用,在历次*治运动中秋毫未犯,且当上*协委员。高镜朗在历次运动均首当其冲,但傲不可屈。


  披肝沥胆为创业


  高镜朗不仅是新中国儿科医学教育事业的泰斗,而且是医院儿科系的创办人之一。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日子,创建我国的儿科教学事业,这份创业的艰难和坎坷,50多年后的我们只能想象而无法确知。


  高镜朗究竟为医院儿科教学事业的创立付出了多少心血、受过多少委屈、挨过多少“批判”,不妨读一读高镜朗在那个年代写的一份《自我检查》:


  “在不服从领导方面:这是我加入‘二医’工作以来顶顶突出的丑恶表现。平常作事,遇到观点不同的时候,就照个人主观的偏见,强调要这样和那样。在小事上不合意,就冷嘲讽刺。遇到大事,就发脾气,任意污蔑。现在举出两个例子来说明:1、在年为实习生不作实验常规,在院长会议上,对张代表我就大肆咆哮,说他是半斤八两,这样办学校和从前的学店有什么不同,在会后特意讽刺某院长,说他开学店。2、我看到九院兴建儿科的计划要缩小了,就日夜不安、愤愤不平,以为领导总是欺侮我们,不肯重视小儿科的发展,强调‘上医’的儿科系迁往重庆以后,上海只有‘二医’的儿科系,而且全国目前只有四所医学院有儿科系,‘二医’的儿科系局部的条件比较最为优越,上海又为国际城市,中外观瞻所系,用种种的理由,发表满心向往资本主义的风物和浪费的追求,想把儿科系的院屋和设备,在远东成为数一、数二的建设。拿出十足挡道头子的气魄,向某院长提出无理的责问。”


  透过“资本主义的风物”,以及“挡道头子”这些特定历史年代的“阶级斗争术语”,我们不难看到高镜朗为了创建二医儿科事业而慷慨陈词的拳拳赤子之心。其所承认的“浪费的追求”,说到底,其实不过是“向卫生局某局长强讨X光机器”。这样刚直不阿的秉性,于今更是何等的难得和可贵!


  高镜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份耿直和热忱,竟然最后被罗织成“在*治上一直和美帝国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立场一贯反动”的罪名。


  耄耋之年栉风雨


  高镜朗博览中外医学文献,钻研祖国医学,将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两者结合起来,是最早研究中西医结合的学者之一。其学术成就可用“著作等身”来形容绝不为过。其代表作《古代小儿疾病新论》、《儿科小全》、《儿科液体疗法》等,备受儿科同道赞许,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他还翻译了《儿童传染病学》、《麻醉学》、《英国药剂》等大量的国外医学专著,还发明了从脉搏测验血压、用楝树根和楝树皮取代进口药“山道年”治疗儿童蛔虫病等。


  高镜朗对此只简简单单归纳为三个字——“好读书”;他坦言自己的“优点”是“不吸烟,不识牌,不喜弄*治”;而“缺点”则是:“好多言,轻信人言,易刺激,顽固”。这样的脾性,在王蒙所说的“讲假话已经不能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诚实”的岁月里,讲真话自然为高镜朗带来了一系列厄运:抄家、批斗、靠边站。


  年8月,上海第二医学院工、*、革,将高镜朗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批二养”上报。年1月,原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定高镜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年9月20日,原上海市委批复:“同意对高镜朗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直到年10月,这位耄耋老人才重新回到阳光之下。年7月3日,中共上海第二医学院委员会向市委报告:“原定高镜朗同志为‘反动学术权威’等是错误的,特决定撤销一九七一年八月上海第二医学院革委会关于‘高镜朗属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批二养’的意见。并建议撤销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原市革委会文教组‘定高镜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批二养’的意见和原市委沪办抄字72第号文‘同意对高镜朗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批复”。同年10月,上海市委作出了《关于高镜朗同志复查结论的批复》,终于摘除了压在高镜朗头上长达十多年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美德流芳传世间


  高镜朗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但他的爱国信念仍矢志不移。年2月,高镜朗赴美国和加拿大探亲。他婉拒了子女亲友要他定居国外的要求,仍返回祖国。临别时他教导子女:“你们是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医学事业发展作贡献,可以回来讲学。”


  年秋,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高镜朗仍念念不忘筹办中的《临床儿科杂志》。不久,当时仅次于《中华儿科杂志》的全国性第二本儿科专业杂志《临床儿科杂志》创刊发行了。由此国内真正确立儿科学医、教、研的完整体系。


  高镜朗是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被誉为儿科医学界一代宗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内医学界就有“南高(镜朗)、北诸(福棠)”之说。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特别对重危病儿严密观察,极端负责。同事们回忆说:“高主任对病儿高度负责关怀。例如,遇到病情比较复杂的病儿,更加关怀,医院就要问:某某病儿情况如何了?有时,他一到病房就悄悄地先去看那些病儿。他爱护每个病儿如同自己的儿孙一般。如病房的纱窗没关好,他就对大家说一定要把纱窗关好,不使一只蚊子进入病房叮痛病儿。每看到病儿被子踢掉,就替他们盖好。”


  高镜朗在回忆他从医经历时这样讲述他一天的工作:“孩子是父母心头一块肉,他们把心头肉交给我们,是相信我们,如果我们马马虎虎,敷衍塞责,岂不负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我当年从医时,每夜睡眠不过四至五小时,早晨五点起床,盥洗、用早点后,即出诊,八时,去医院参加查房和病例讨论,直至中午。午饭通常是不用的,接着就去门诊部看门诊。傍晚五时,门诊结束,紧接着又出诊。此时,司机已经在车内预备了一杯咖啡及几片面包,权作午餐和晚餐。如果路远,用毕还能在车内打个小盹。医院查病房,一来看看小病人的情况,二来看看值班医生、护士是否尽职,回到家里,往往已近午夜。”


  医学是一门与实践联系密切的学科,查房是每一位从医者必经的过程,高镜朗认为查房是一个医生学习、印证所得、锻炼思维、交流砥砺的重要方式。如果一个医生放弃这种重要的实践,只能是纸上谈兵。同事们说:“在培养下级医师方面,高主任是认真而热心的,并很看重培养下级的独立研究分析的能力。例如,在帮助主治医师写作专题论文时,总先启示写作方法,然后亲自审阅修改。在病例讨论会上,他特别鼓励青年医师们多发表意见。他常很诚恳地向青年医师们说:‘我年纪已经老了。我所有的技术知识,希望你们尽量来挖掘,我真愿意把我的心肺一齐挖给你们!’”


  我国儿科事业从“零”起步,在长达六十多年艰辛历程中,几乎每一个步履中都有高镜朗的身影,他对我国的儿科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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