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一起医患诉讼，再次勾起了医务人员沉痛的记忆。
年2月19日，医院出生，21日病亡。院方给出的死亡原因是因产妇妊娠糖尿病引起宫内器官衰竭和败血症，医院治疗及时，处置得当，没有问题。
可是，婴儿家属不接受。找医院要说法，或者说要赔偿。
他们一开始索赔5万，医院不同意；随后降至3.5万元，医院照样不同意；最后再减半至1.5万元，院方仍然不同意。最后降至1万元，走医疗事故保险。但院方还是不同意。
几个月的漫长拉锯战，一无所获，面子和钱都丝毫未得，人在这种境况之下，最容易失去理智。8个月后，死亡婴儿父亲陈建利将一把砍刀藏在包内，医院，将儿科医生李宝华当场砍死。
在陈建利杀害李宝华医生6天之后，不知何故，当地政府发放给了陈建利家人抚恤金。
抚恤金恰好是他们一开始索赔标的：5万元。
从某个角度说，陈建利“如愿以偿”了。只是，金钱，对他来说，只是个数字符号了，今生今世，他再也无法消受这五万元了。
年6月12日，陈建利被执行死刑。
李宝华医生被杀害不久，医院供职的妻子离开了单位，医院有任何人事交集。
但是杀医凶手陈建利之妻，医院诊疗过程不足，医院告上法庭，索赔万元。
年7月15日，这一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在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开庭。
庭审中，医院因在诊疗不足处置有错才导致婴儿死亡，应负全责。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司法鉴定的意见结果。陈妻出示的司法鉴定书显示，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医院产科和儿科的诊疗过程均有不足，与被鉴定人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但是，责任范围为“次要程度”。
医院承认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但不承认鉴定结论。医院坚称治疗过程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赔偿。
最终，法院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医生被杀五年之后，医院却被凶手家属推到了被告席上，连电影都不敢这么拍的情节，居然发生在现实之中，令人难以置信，如同打翻五味瓶，说不出的滋味。
李宝华医生是家中独生子，医院而言，他是一个人，但是对于家人，却是他们的整个世界。
然而，即便如此，凶手被判死刑后，李医生的妻子及其他家属均未向凶手陈建利家人提出任何经济赔偿。他们的良心与良知，他们内心的行为准则和公序良俗，并没有因为至亲与至爱的失去而冰崩瓦解。
对于这起事件，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每一起恶性伤医或杀医的背后，都医院领导。
现在回过头来去看这起悲剧，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原本可以完全避免。
一般而言，一个亡命之徒，往往都有四大原因：感到不公、走投无路、愧对家人、陷入无意义感。这是很多类似悲剧事件当事人共有的特征。当我们回看这起杀医凶案事件的时候，其实依稀也能找到对应，值得引起重视。
陈建利在伏法后告诉警方，在事件协调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没有伤害李宝华医生的想法，也没有去找李医生的念头，是医院最终不与他协商，才让他彻底崩溃，萌生了通过砍李宝华让医院付出代价的想法。
由此可见，医生被杀，表面看起来是医患矛盾激化，但是，若把每一起恶性伤医事件拿来深入剖析，就都会发现，掩盖在血泊之下的，是医院领导的不作为。
这样说，医院没有满足患方的索赔要求。对于有理没理都赔钱，自然是不足取。但是，医院领导能高度重视，早点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可能带来的衍生后果，在事件发生之前，医院主动应对并积极采取预警措施和解决方案，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医患矛盾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直至恶性伤医严重事件发生。
可以说，医院医患纠纷的处理和解决机制上存在的普遍问题。这也使得目前许多医院和公权力的保护，对职业安全感和执业前景担忧的主要原因。
医院领导层在每一起医患纠纷的初期，就对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问题有所警惕和反应，防患未然主动作为，医患冲突往往就可以在初期即被解决，很难发展到恶性事件的地步。
就像煤矿出事一样，矿长必须下井到一线，要是把院长或书记的办公室设在门诊或者住院部一楼，如果把医生的生死追责到院领导的乌纱帽上，被患方找宣泄口而杀死的医生，还会有那么多吗？
所以，对于杀医案件，单单对凶手判个死刑，一杀了之，一命偿一命，显然不够。对发医院，必须要敦促、强制完善安检程序。这既是对医护人员心理安慰，也能有效防范类似持械伤医再次发生。
如果领导重视加配保安，如果医生重视能够早点劝领导从人道主义上和承认医疗小错上出点钱，可能就救了自己或同事一命。如果早点走法律程序，也救了两条人命两个家庭。
二、处理医患纠纷，先礼后兵永远比先兵后理获益良多。
为了一万块抚慰金，死了两个人，毁了两个家庭，医院却每天照常运营，流水的医生流水的病人，医院。
杀完医生之后，再去申请医疗鉴定和走法律程序，这种做法是本末倒置，为时已晚。如果早点鉴定，早点走法律程序，又哪来这一悲剧和五年之后的诉讼？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可是我们许多人内心还活着水泊梁山打打杀杀解决爱恨情仇的世界。
三、每一场法律判决，都是思想导航更新。
医院确实对医患纠纷危机处置不当，对不起自己的医生。但医院半分没有对不起患方！现在被索赔，极不合理！
似乎伤医事件出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