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着的人里也有“模子”
清初的时候，清宗室的权势非常显赫且恐怖，汉族的内阁大臣必须跪着向他们说话，连洪承畴这样对清廷有巨大“贡献”的功臣，都得先弯曲膝盖再叙情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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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里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太皇太后（康熙祖母，孝庄皇太后）逝世。皇帝下诏，命王公大臣到紫禁城永康门外，讨论丧葬仪式。开会时，亲王、郡王、贝勒等依照次序环绕而坐，而汉族大臣，无论是内阁大学士，还是六部九卿，则都长跪在他们面前。“大学士王熙等向诸王白所议，跪移时（过了一些时候），李之芳年老，起而踣，（高）层云曰：‘是非国体也。’”高层云继而向皇帝打报告，说“大学士为辅弼大臣，亲王应该对他们以礼相待，不可骄恣傲慢，坐受其跪，这有失藩臣身分”。报告打上去，举朝震骇。没想到皇帝御批很快就下来了：“今后开会、议*，汉族大臣不得向诸亲王下跪，这道圣旨要写到法律条文里。”
这个高层云，实在了不起。尽管“跪”着，也比站着的巍峨，算是跪着的英雄。现代时髦一些的上海人，把英雄好汉形象地称为“乓乓响的‘模子’”。这位档次相当高的“模子”，就是上海人的骄傲。高层云（1634年～1690年），字二鲍，一字稷苑，华亭人。清康熙十五年进士，荐举博学鸿词科，历授吏科给事中、太常寺少卿。
孔夫子有言：“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论语?八佾篇》）即凡事已成定局，就不必说了;已近完结的事情，就没必要再去匡正，挽回;过去的事情，就没必要再去追究它的得失与了。这是孔夫子教人对待现实的态度。“跪而言之”，兹事体大。既已经“跪”了那么多年了，膝盖上都“跪”出老茧了，只要“跪”得诚恳，“跪”得有模有样，皇上一高兴，说不定还会“赐”块垫褥，岂不荣耀？再者说了，特权享受惯了的“王爷”，绝大多数把俯视、呵斥奴才看成是理所当然，奴才不跪，成何体统？
可高层云偏偏没有明哲保身的习惯，非要与皇上争一个不跪的权利。《清稗类钞》里记载有他的另一次“上奏”：“康熙时，旗*屯田江淮，所至驿骚。华亭太常少卿高层云奏请停罢。议*王大臣阅其奏，皆大怒，将请旨治罪。上纳其言，立命停止。”
高层云的勇气可嘉，然而他又是幸运的。一代天骄康熙，重视听取意见和建议，善于在某些方面的妥协，亦算“英明”矣。
可实在说起来，康熙在“跪”这个问题上的“简*”，也并没有什么可以过多点赞的地方――免去了汉族高官“跪而言之”的屈辱，剥夺了“亲王”们颐指气使的一些机会，把接受“跪拜”的权力巧妙地集中到自己身上，一箭三雕，如此而已。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早已远离“跪”时代的现代法治社会中，总有一些人至今未能忘记“跪而言之”的说话方式，常常在争取自身权益的旗号下委屈自己的膝盖，即使是一些严肃的执法者，也存心要充当“弱势”个体去跪上一跪，完全顾不上体面及其他。这是一种无奈，抑或是一种策略上的倒逼？倘“跪”能跪出自身权益，高层云当初犯颜捋虎须要求“不跪”，岂不是傻事一桩？
高层云是不会去干傻事的。现代人当然也不会无“故”犯傻，却是何“故”逼得人非得跪下去把身上的尊严再次摔到地上？这非得一篇大文章才能说出个二三来。
但无论如何，即便是无奈地跪，也应是有底线的――跪着的人里也有“模子”，不能丢失“乓乓响”的人格与勇气。去此底线的跪而求乞，只是一种可怜之举，跪不来权利与尊严。遍视古今“跪事”，真跪成事的有几宗？
还是去打官司吧，法律的救济，才是自身权益的最后一道保障，而不是“跪”！
【童 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