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泊求学路
佘守恺口述
史卫平整理
我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由于处于战乱年代，再加上父亲四处调动，让我的求学之路成为一条飘泊之途。尤其是中学阶段，正处于艰苦的抗战时期，几度失学。
小学，辗转于南京、徐州、福州
我的祖籍是江苏省赣榆县（现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自从曾祖父佘明轩考中清朝末科进士，后被派往海南岛当监察御史后，便带着全家离开了赣榆。我的父亲佘念慈年出生在海南，十几岁时在广州当兵，先是在部队里上随*学堂，相当于中学。后到河北保定陆**官学校学习，从保定*校毕业后，年1月，又进入在北京的陆*大学学习，毕业后在江苏督*齐燮元部任职。
年北伐*打到江苏时，父亲加入了北伐*。同年，奉系*阀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府。第二年春天，父亲随部队参加对奉系*阀的讨伐，打到济南时负伤，后来回到南京做文职工作，担任南京中央*校*官研究班教务处处长。
年，佘守恺在南京上小学一年级。
年，我出生于南京。年夏天，进入南京的崔八巷小学读书，学校后来改称秣陵路小学（位于秣陵路东段东起丰富路西至三茅宫一段，曾名崔八巷，后并入秣陵路）。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是他们的掌上明珠，但由于不是儿子，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就常把我打扮成男孩，直到读一年级时仍是如此。照片上的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男孩呢。
在整个小学时期，我就读的学校先后有四个，之所以多次转学，与父亲的工作调动有很大关系。年秋天，父亲调任江苏第十二行*督察专员兼铜山县县长，我转到徐州女子师范附小读四年级。不到一年，父亲调回南京，我也跟着回南京，经在中华女中任教的堂房大哥佘守德介绍，进入中华女中附小。年夏，父亲调任福建省保安处处长，我又来到福州，考取福建省立第三小学五年级（下学期）。
在那之前，我玩心重，不太喜欢学习。刚到福建时，福建话根本就听不懂，必须学习普通话，开始学习拼音；语文试卷分的总分中，拼音试题占到60分。从那时起认真学习，老师经常给我补课。除了语文、数学、自然、史地等课程，还有劳作课，内容包括绣花、给炉子生火等等。
小学六年级时，我的班主任叫陈荫岑，很年轻，为人很好，经常教我普通话。他在班上成立了男女两支篮球队，喜欢打球的我也加入了。球衣是按照老师要求的统一样式，由自家做的，胸前印上队名“岑友会”。
年，佘守恺（前排右二）在福建省立第三小学读六年级时，参加班上的篮球队。前排为女队，后排为男队，后排右一为班主任陈荫岑。
年，佘守恺在福建省立第三小学六年级毕业。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让她在礼堂前留影，面前是书、笔和中山琴等奖品。
年，我参加小学六年级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毕业典礼上，学校奖励了我十几本课外书，一小捆铅笔，还有一把“中山琴”，木制的，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东西。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又特意让我在礼堂前留影。礼堂大柱子上的字，是“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纪”。
我在晚年曾写了一组回忆上学的诗，将这一段经历都说到了：“女扮男装上学堂，有书不读捉迷藏。崔八巷，秣陵庠，两年三载不彷徨。（《女扮男装上学堂》）”；“转学彭城小四年，玩心不改一如前，听讲课，无困难，学终分数心不烦。（《转学彭城》）”；“转学榕城闽语难，玩心立改渡难关。师重教，我拼拼，一年蜕变换容颜。（《榕城闽语难》）”；“学海无边景色鲜，六年毕业列名前。中学考，又领先，福中初一榜高悬。（《学海无边景色鲜》）”。
小学毕业后，第二年（年）我考入福州中学初一春季班，到了夏天父亲调回南京，任国民*府*事委员会高级参谋，我考试后进入南京私立育群中学初一夏季班。
年，初一学期结束后，我正享受着快乐的暑假，日*进攻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我和母亲不得不离开南京的家，先是到扬州躲避战火，年底又乘船溯江而上前往重庆，投奔在国民*重庆行营任*需局局长的七叔（远房）佘念善。而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参谋长”之职，正在参加南京保卫战。
抗战烽火中求学于重庆
刚上小学时不好好读书，以后才知道想读书是多么的不容易。
年9月，嘉陵江畔，歌乐山麓，山城重庆的暑气仍未消退。十五岁的我考取了位于沙坪坝的私立南开中学（抗战后从天津南迁重庆）初二年级女生班。而在此前，我已失学一年之久。
在重庆私立南开中学读初中时。
南开中学四面都是山坡，房子建在坡上。进校门以后，迎面是一个广场。左边是男生部，还有科学馆、实验大楼、小卖部等等；右边是图书馆、受彤楼。受彤楼有三层，是我们女生部的教室和寝室所在的地方，平时男女生不许互相到对方的“地盘”上活动。
受彤楼后面一墙之隔，是教职工宿舍，平房。“津南村3号”是一座青砖小瓦的小院落，校长张伯苓的住处。他个儿高，一口天津活，穿长衫，戴深色的近视眼镜。我们学生见了他都要鞠躬，他则是点头回礼。
受彤楼的边上，是一个篮球场，每天下午自由活动时，我们都会去打篮球。有一天，一位男性穿着中式短裤、背心，也来到球场上。我们看到他是从校长家出来的，心想一定是校长家的亲戚，也没太在意，就和他一块打起球来。
年，佘守恺从重庆私立南开中学初中毕业。
几个月后（年1月初）的一个早上，我再次见到了那个一起打球的人。那天他带着一顶八角帽，站到学校礼堂的讲台前，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全场，自我介绍：“我是周恩来，我也是南开的学生，张校长是我的校长，在座的老师有的也是我的老师，能够回到母校与老师和同学们见面，畅谈国家大事，感到十分高兴。”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周恩来，本来平静的礼堂里立刻喧腾起来。
那一次，周恩来应张伯苓邀请和邓颖超一起从八路*驻重庆办事处来到南开中学。那天，不仅礼堂内座无虚席，连过道、窗台都挤满了闻讯赶来的附近学校的师生。周恩来就统一战线、抗战形势与前途、青年在抗战中的责任等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南开中学有“贵族学校”之称。每个年级都只有两个女生班，在我的同班同学中，大多数都是出身高官家庭，其中有熊式辉、朱家骅以及毛人凤等人的女儿。
熊式辉当时是江西省主席，抗战胜利时调任东北行辕主任，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协助他接收东北。她的女儿叫熊明华，比我年龄大一些，学习成绩不错。“*统”的毛人凤家的两个女儿，我们平时就喊她们“大毛”和“小毛”，“小毛”和我同班，姐姐“大毛”上高中，常来找她玩。
另一位叫陈维端的同学，她父亲是当时的中央银行襄理，家住重庆歌乐山，暑假时我去她家玩过。还有一个叫孔祥玲的，听说是孔祥熙的堂妹，别的同学都是留短短的学生头，只有她一人留发长，还编成辫子，所以外号叫“小辫子”，她演话剧《雷雨》里的四凤，演得很好。
朱家骅曾任国民*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府主席，以及国民*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等职，还兼任“中统”局长，算个“高官”，但他的女儿却曾偷过我的东西吃。
我们平时住校，每两个礼拜才休息一次。有一个星期天回家，母亲做了几只煮熟的猪蹄，让我带回学校吃。我把熟猪蹄放在床下的箱子里，谁知第二天，学校检查寝室，却在朱家骅女儿的箱子里发现了吃剩的猪骨头。我才知道是她偷吃了我的猪蹄。其实她家的生活水平应该不会差吧，什么好东西没吃过？
年夏在成都私立敬叶中学高中毕业后，投考国立中央大学的准考证。
当年校园里的趣事远不止“偷吃猪蹄”这一件事。我们都不喜欢训导老师，便想方设法捉弄他。比如晚自习前，训导老师要来点名，我们在门上方夹着个黑板擦，他一推门，正好掉下来砸头上。或是在点名簿里夹着个“屎壳郎”，就等他翻开点名簿，还有就是在黑板框上抹上粉笔灰，他坐那点名时，如果往后一倚，衣服上就会倚上白灰。对于*训老师，大家同样不喜欢，她穿*装，戴船形帽，长得胖乎乎的，所以外号叫“地瓜”。
我在上小学时随父亲到徐州，起初是住在一位叫佟运舒的当地士绅的家里。佟家有两个儿子，二子佟阜昌，比我大七八岁，我在徐州时，他在南京读中学。我到重庆后，佟阜昌也到了重庆，在警官学校上学，有时会到沙坪坝找我。年4月，通过佟阜昌，我认识了他在南京读中学时的同班同学郑玉麟，这人后来成为我的丈夫。郑当时在中央大学航空系读四年级，是一个流亡学生，江苏靖江人。
通过他们，我还结识了中央大学学生曾联松。曾联松经常宣传抗日救亡和一些革命思想，我猜测他可能就是共产*。后来我才知道，事实上的确如此，他于年5月入*，10月中共沙（坪坝）磁（器口）区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时任宣传委员。年初，重庆地下*组织遭破坏，曾联松被迫离开重庆，临行前，我资助了他十块钱和一床被子，连同手指上的订婚戒指也送给他做路费。直到年夏天，我们在已解放的上海重逢，而且不久以后，曾联松设计出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原在南京中华女中任教的堂哥佘守德也到了重庆。他毕业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到重庆后，在重庆大学任国文、历史教授，对我文史方面的学习帮助和影响很大。
警报声中防空洞里做课堂
“黑球高挂笛长鸣，不吃不眠心不惊。教室无人寝室闭，跑向荒野最聪明。”这是我晚年在连云港市老年大学学习写诗后，写的一首《在沙坪坝南开中学躲警报》。
年失学期间逃难到福建，与几个月大的大女儿合影。
年失学期间，在杭州与一岁多的大女儿。
那时早晨在操场上集会，一口天津话的训导主任就会讲：今天天气很好，你们知道吗？他的意思，就是日本飞机会乘着这种天气来轰炸。
南开中学没有围墙，周边都是山坡梯田，空袭的警报声一响，所有师生就赶紧往山坡上跑，坡上有许多早已挖好的防空洞。最初的防空洞长宽高大约只有一米，只够一个人藏身，就那样蹲在里面，背贴着土壁。
日本飞机一开始都是白天来轰炸，前一批走了接着又一批地来。我们没饭吃，也不能上课。在洞里躲的时间长了，会乘着轰炸的间隙出来，面前就是梯田，长着蚕豆、萝卜什么的，我们就偷着吃一点。
白天倒无所谓，但后来日本飞机改成晚上来，睡梦中被警报惊醒，从寝室里跑出来，天气凉时也来不及加件衣服。拼命地跑啊，四周一片漆黑，不注意就会摔倒。有的地方是坟地，跑的时候，蓝绿色的“*火”在腿边紧跟着，心里怕怕的。躲在小洞里，没人说话，一蹲就是一夜。
年，我初中毕业，“那一年，我们上课和考试，都是在防空洞里。这个时候的防空洞，仍是在学校周边的山坡上，但已是可容纳几十个人的真正意义上的防空洞了。马蹄形的，很大，每个班级一个。
防空洞里光线幽暗，得点上几盏小油灯，烧的是菜油，每盏灯只有一根灯芯。洞里氧气不足，灯不能多点。没有课桌，只有一排排长木条钉的“长凳”，坐在上面，手里拿着书。光线暗的地方，书上的字看得非常吃力。防空洞顶上，有时还滴着水。洞里静静的，只有老师在前面讲课的声音。
“防空洞里水汪汪，一盏油灯胜太阳。考试读书均不误，老师学子意高昂。”这同样是我晚年写的关于“躲警报”的诗。在艰苦的环境里，同学们学习非常认真，都非常珍惜这难得的读书机会。洞外敌机正在轰炸，我们心怀“读书救国”的理想，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初中毕业考试时，是全市统考，试卷拿在手里，垫在讲义夹上答题。我们班在重庆市的所有毕业班里成绩是第一。
战乱中再度失学
年，重庆遭到日本飞机更猛烈的轰炸。8月底，我投考了南开中学高中部。10月底因七叔佘念善要调到江西上饶，母亲决定我家也跟着一起去。那时我父亲是国民*六十七*中将*长，在湖北、湖南一带抵抗日*。
我不想离开南开中学，更怕去了江西后会失学，坚持要留在重庆，但家里不放心我一个人留下，便提出让我结婚。我和郑玉麟都同意了，但由于年龄尚小，只是先订婚。年3月，郑玉麟被派到成都的航空研究院工作。我高一放暑假时，也因重庆被轰炸而去了成都。
在成都，我跳级考取了私立中华女中高三（要补上高二一年的功课）。这是一个四川人办的学校，但有“背景”，有的老师是“国家主义派（青年*）”，校长（女）和教导主任生的孩子叫“希特勒”。有次有位男教师在周会上骂法西斯主义，骂希特勒，不久他就不知到哪里去了，这件事同学们都很好奇，背地里悄悄议论。高三上学期于年2月结束，我考了第一名，操行也得了甲等。
高三下学期，我当了学生会负责人。4月的一天，我们坚持女同学不能每天早晨跑步（来例假时），向体育老师（他也是一名青年**员）反抗，又对体罚表示不服，被校方开除（同时开除的还有一位叫赵淑君的同学）。在那之前，校方曾说我们有“GD嫌疑”。我们离校的当天下午，全校学生罢课，向校方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让我和赵淑君回校，二是赶走体育老师。全校学生接连罢课三天，校方最终妥协，介绍我和赵淑君到成都私立敬叶中学高三毕业班去，罢课才平息。
中华女中的训育主任熊淑文是湖南人，北师大音乐学院毕业，她曾在长沙战事紧张的时候，夜不能眠，整夜坐在院子里看天。她说，这是对敌人消极抵抗的结果。她经常教我们唱抗战歌曲、流亡歌曲，第一学期结束欢送毕业班，表演的话剧一个是《中华民族的小孩》，一个是《铁臂膀》（讲述游击队的故事）。我们被开除的那学期结束演的是《野玫瑰》（歌颂地下工作者的故事）。我被开除后还和她联系，她介绍我一个人到成都的蜀华中学上高三，但我不愿意多读半年，同时中华女中已介绍我到敬叶中学高三下学期（毕业班）去，所以就没去蜀华中学。
年3月，在江苏省立江苏学院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成绩单。
到了敬叶中学后，功课很吃力。这所学校比中华女中的课程进度快，高三下学期只剩最后一个月的功课，同时还要补学因中华女中进度慢而未来得及学的课程。虽然在敬叶中学是毕业了，但会考时英文不及格，投考中央大学和四川大学，都没考上。
年8月，我离开成都到重庆，准备去找父亲。等了个把月，由办公务结束返回部队的父亲部下，把我带到了湖南澧县国民*六十七**部，见到了父亲。
父亲在南京保卫战后，年任川*二十九集团*参谋长，参加了武汉会战、随（县）枣（阳）会战，后又任一二六师师长，部队驻扎在湖北襄樊一带。他有时会托人送一些缴获的战利品到重庆的家里，有日*的刺刀，还有一面日本“太阳旗”，上面有许多日本人的签名。当时父亲的部队和李先念的新四*豫鄂挺进纵队（后改编为新四*五师）靠得很近，他成了共产*的“统战对象”，双方经常联合对日作战。
我在父亲的部队呆了一个多月，曾经看到有两个穿灰衣服的人，戴着灰色八角帽。我在重庆南开中学上初中时，周恩来去学校给我们作报告，穿的就是那种灰色衣服。所以当时我猜，那两个穿灰衣服的人应该是共产*。
那两个人将一匹缴获的日*战马送给父亲。那匹马很高，身上挂了两层脚蹬，父亲的手下教我骑马时说，要先用右脚踩第一层脚蹬，然后迅速用左脚踩上第二层，因为马只要人踩了脚蹬就会起步，若第二脚的动作跟不上，就会被马甩下。
不久因为要作战了，父亲要送我走，我告诉他，回去没处上学。几天后，父亲说已给我找好了到中央大学试读的机会，但我仍不肯走，说出中华女中开除我而且说我有“共*嫌疑”的事。父亲问：“你是共产*吗？”我说：“不是。”“那么参加国民*，就不会再被怀疑了。”他说。
于是父亲命国民*六十七**工队的邱云舫（参谋科长杨小舫的妻子）为我办理了加入国民*的手续。邱做了我的介绍人，带我去照相馆，临时穿上*装照相。我就这样加入了国民*，未填“申请书”，未宣“誓言”，未交*费，也未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或过“组织生活”。
年夏天，参加了解放*的佘守恺在徐州与大女儿和儿子。
回到重庆后，准备去中央大学入学，这时才知道我只是没有学籍的旁听生，我当然不肯去。当年年底，郑玉麟接我回了成都。此后我便失了学，成了一名家庭主妇，这样的生活过了三年半。在这期间，郑玉麟于年秋调重庆航委会机械处，我与他一同离蓉回渝。
年，郑玉麟将要被派出国留学，我一个人千里迢迢到江西上饶母亲处。当年5月，我生下了大女儿，不到两个月，日*进犯浙江，我们翻过武夷山，逃难到了福建建阳。
江苏学院，中断的学业
父亲因在抗战中与李先念的新四*第五师有接触，而且对新四*有过帮助，年，被国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以“tonggong”罪名逮捕，解至重庆。七叔佘念善找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江苏涟水人顾祝同，托顾祝同邀何应钦一同出面斡旋营救，父亲才被放出来，但六十七*番号被取消，他本人也被削职为民。
年7月，父亲独自到福建找我七叔（父亲年底被削职后居重庆，一直没有工作），我们一家重新团聚了。一个多月后，抗战胜利了。福建属于第三战区，顾祝同安排父亲任长官部高参，算是给了碗饭吃。当年年底长官部迁驻杭州，父亲也不用去上班。我的丈夫在国内发的薪水也可以从重庆汇到杭州。
年春，我们全家又迁到江苏徐州，仍住在以前住过的佟家，才知道佟运舒及佟阜昌均在抗战胜利前去世了。这年夏天，我丈夫从美国回国。他本被分配去在台湾的第三飞机制造厂，但他不愿离家太远，就留在南京的国民*航空工业局计划处工作。
父亲在这里开了个小店，做烟叶和香烟生意。佟阜昌的堂兄佟遮佳，抗战时曾在湖北襄樊（今襄阳）一家进步报社做记者，和我父亲有过接触。我家到徐州后，他经常来和父亲聊天，说乡下农民受苦，国民**队乱拉壮丁，民不聊生。此时我再也不想做家庭妇女，于是先进了补习学校学习，考取了徐州的江苏省立江苏学院历史系。
年夏，江苏学院南迁镇江。但过了不久，淮海战役即将打响，火车开不出去了，别人转而乘卡车，我们怕那样危险，就这样留在徐州，等来了解放。
年，南京，在华东空*工程部的佘守恺与母亲（中）、两个女儿。
年，南京，在华东空*工程部的佘守恺与二女儿、儿子和大女儿（从左至右）。
年，佘守恺（后排左）在南京市财经学校上学时与同学合影。
解放后，徐州市*管会送“不愿留解放区的人”走，但我们又舍不得走，就在徐州安居下来。徐州市*管会领导成立了“华东**大学徐州分校”，校长是陈毅。所有学员都是从社会上招来的知识青年，先体检合格后，再通过考试录取。被录取的学员名单登在当时的《新徐日报》扩大版上，约有三千余人，下辖三个部，即一部、二部和女生部。我也考取了这所学校，年2月录取报到后，因家庭拖后腿，没参加学习，当年3月，经在徐州市委工作的佟进（佟运舒的侄儿）介绍，参加了革命工作，进入徐州市人民*府教育局社教科，担任教育局直属中山堂广播员。
人民解放*渡江后占领上海，我跟社教科到上海卖电影片，在我丈夫的三弟（郑玉莹，上海中纺十厂技师，地下*员）处见到了丈夫，他在半年前已离开了国民*空*，在上海等待解放（国民*航空工业局中有中共地下*组织），此时正在上海*管会空*部工程人员学习队学习。年7月，我得到组织上照顾，也调到上海*管会空*部工程人员学习队，和丈夫一起学习。9月，华东空*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正式成立，在上海大名路2号办公，我负责保管仪器、文书、账目兼出纳。年1月，华东空*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奉命迁到南京小营办公。9月，航研室撤销，并至华东空*工程部，迁明故宫机场。
我到南京后，将在徐州的父母也接了过去。父亲在南京加入了民革，每天参加*治学习，但没有工作，于是写信给曾经共同抗战的李先念，才被安排了工作。李先念当时主持湖北*、*、*全面工作，又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委员会副主席。李先念亲自致函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在他的关心下，父亲于年被安排到南京市文管会工作。由于参加北伐时受的枪伤复发，父亲于年去世。南京市委组织部和市委统战部组成治丧委员会,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冷遹主持了追悼会。
年7月，我丈夫要被调到在东北的重工业部航研部门工作，虽然上级动员家属同去东北，但我因和丈夫闹矛盾而没有去，想继续上学，那年8月报考了南京市财经干部学校。录取报到后，丈夫来信说他已被派往沈阳厂，厂长同意我即去该厂工作。但我还是决定留在南京上学，直至年7月毕业，进入江南汽车公司（今南京市公交公司）当了一名会计。
■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一百辑，作者佘守恺、史卫平，山东画报出版社年4月第1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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