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柳氏医派感染性疾病诊治特色初探
刘玉贤
柳氏医派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治愈过大量感染性疾病患者,经验丰富,疗效显著,形成了崇尚经典,推重《内经》首创之地位;天人合一,详审时病、疫病之区分;太极思辨,阐发临证诊治之奥旨;寒温统一,镕冶伤寒、温病于一炉;内外合用,全方位发挥药物效能;针药并施,多措施干预疾病历程等六大特色,并由此而构建起独特的治疗方法体系,深受业内同仁的好评和广大群众的欢迎。
感染性疾病,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属于传统中医热病范畴。胶东柳氏中医学学术流派(以下简称柳氏医派)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治愈过大量感染性疾病患者,经验丰富,疗效显著,并由此开展对感染性疾病诊断和治疗的系统研究,形成了独特的治疗方法体系,逐渐打造出鲜明的诊治特色,深受业内同仁的好评和广大群众的欢迎。现将其诊治感染性疾病的特色,探讨如下。
一、柳氏医派感染性疾病研究概述
(一)柳氏医派简介
柳氏医派,是由柳吉忱、牟永昌、柳少逸、蔡锡英等及其弟子们几代人,经过近百年的辛勤耕耘,深究博采,磅礴会通,传庚接续,不断总结发展起来的,具有完善的理论体系和临床治疗方法体系的中医学学术流派,简称“柳氏医学”、“柳氏学派”或“柳氏医派”。[1]7
1、柳氏医派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柳氏医派发源于栖霞,形成于莱阳,立足于胶东,传播于山东,辐射至全国,影响及于东瀛。源远流长,传承脉络清晰。
柳吉忱(~),名毓庆,号济生,以字行,山东栖霞人。六岁入本族私塾,民国入高小,中学,接受现代教育,十八岁毕业于烟台育才中学。因患类风湿关节炎,得同邑晚清贡生、儒医李兰逊先生诊治而愈,遂拜李兰逊先生为师,尽得其传。曾先后毕业于天津尉稼谦、上海恽铁樵国医班。“七七事变”后,日*侵入胶东,吉忱公投笔从戎,参加抗日工作。解医院、医院业务院长、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自年起历任山东省中医学会理事、烟台市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莱阳市*协常委。学贯《内》、《难》、《本草》、仲景诸经之旨,及唐宋以后方书,临证澄心用意,穷幽造微,审证候之深浅,明药性之紧缓,制方有据,每收效于预期。诊务之暇,勤于笔耕,著述颇丰。年离休,仍以济世活人为己任。以德载医,德医双馨。为学派创始人,传业于独子柳少逸。[1]1-2
柳少逸(~),为名医柳吉忱之子、世医牟永昌之高徒。年从父习医。年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半个多世纪,创建山东烟台中医药专修学院并出任院长,泰山医学院、济宁医学院兼职教授,医院院长顾问。其治学严谨,以博学、精思、屡试为其要点,学术研究注重“沟通”,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创建了中国象数医学理论体系。在太极思维的基础上,建立了内伤性疾病病机“四论”体系。其临床经验丰富,又熟谙针灸、推拿等非药物疗法,熔内治外治法于一炉。通过对《内经》的深入研究,指出在经络系统中存在内、外两大络脉系统。同时破译《内经》针法而立针方,使针灸处方名称化,并予释方解义,结束了针灸学有穴无方名的历史。通过大量临床实践,不断完善脑瘫病中医治疗康复体系,使之成为当前最系统最有成效的脑瘫病中医治疗康复体系。出版医学著作30余部计余万字,撰写学术论文余篇。以其深厚的中医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及其传承轨迹,被业界称为“柳氏医学流派”集大成者和代表人。[1]13-14
2、柳氏医派的学术思想
可以“三观”、“四论”、“两法则”和“一法式”来概括。“三观”即中国象数医学的核心理论: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形神统一的生命观、太极思维的辩证观;“四论”即内伤性疾病的病机四论体系:老年、退行性病变的虚损论、功能失调性疾病的枢机论、器质性病变的气化论和有形痼疾的痰瘀论;“一法则”,即“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1]92-
3、柳氏医派的流派特征
其流派特征,可以概括为①取法乎上,筑基国学;②以道统术,谙熟经典;③天人相应,形与神俱;④古今贯通,中西兼容;⑤全面诊查,五诊合参;⑥三“辨”合一,治病求本;⑦谨守病机,各司其属;⑧杂合以治,四“方”交融等8大亮色。[1]30
4、柳氏医派的学术创新
柳氏医派首创了中国象数医学、疑难病病机四论、中国钟思想、生命本体论等新思想、新理论、新范畴,构架起医经派针术、医经派灸术、医经派推拿术、广意派小儿推拿术、脑瘫病中医治疗康复技术等临床方法体系,理论精湛,方法全面,体系完善,特征明显,具有完善的系统理论和临床治疗方法体系。[1]7
(二)柳氏医派对感染性疾病研究的概况
柳氏医派于内外妇儿临床各科,均有所长。在感染性疾病方面,学验俱丰。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业已出版的学术专著和发表的大批学术论文中。其中,既有关于热病研究的伤寒、温病学专著,同时其它著作中感染性疾病防治内容也颇丰。
1、伤寒、温病学专著
《伤寒论讲稿》、《温病讲稿》是柳氏医派最早结集的关于感染性疾病方面的研究专著,系吉忱公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莱阳专区中医进修班的讲稿,后又用以课徒教子。经少逸先生整理,与《内经讲稿》、《神农本草经讲稿》一起合为《柳吉忱中医四部经典》[2]一书,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于年9月出版。该书切合临床实践,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柳少逸、蔡锡英贤伉俪对《伤寒杂病论》研究有素。柳少逸编著的《伤寒方证便览》[3]于年1月由中医古籍出版社首发,后少逸先生将其中部分原引用其它医家的医案全部换做柳氏医派验案,修订后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于年9月再版[4]。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年9月还出版柳少逸编著的《金匮要略讲稿》[5],以其《金匮要略》讲稿之节略本加验案所成,凸显出柳氏医派“以方证立论”的特色。
二师还以小柴胡汤为个案,对其治疗感染性疾病的作用加以详尽阐发,撰成《少阳之宗》[6]一书,年8月由济南出版社首发。后又进一步深入发掘,系统整理柴胡汤类方的组成、作用原理和临床应用,修改为《柴胡汤类方及其应用》[7],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于年9月出版。
2、其他涉及感染性疾病的著作
《内经》研究:柳氏医派的“《内经》三论”包括《内经中的古中医学——中国象数医学概论》[8]、《五运六气三十二讲》[9](原名《五运六气导论》)和《经络腧穴原始》[10](原名《经络泛论》)已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因《五运六气三十二讲》乃鸿篇巨制,为方便学者研学,柳少逸又删削为《五运六气简编》[11],成为一部五运六气的入门著作。
针法方面:柳氏医派将药物处方学引入针灸学中,据组方原则创针法、针方,《*帝内经针法针方讲记》[12]专论《内经》针法、针方,首述针法,次论针方,将《内经》中的针刺术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加以讲解,展示了《内经》“原生态”针法针方的真正面貌,对指导现代临床具有重大意义。
灸法方面:《扁鹊心书》,成书于南宋?绍兴十六年(年)。托名扁鹊所传,由北宋?窦材辑,清?胡念庵参论。《扁鹊心书灸法讲解》[13]记窦材之灸术,以“当明经络”,“须识扶阳”,“大病宜灸”为核心理论,传“*帝灸法”、“扁鹊灸法”、“窦材灸法”。尽管其法“周身用穴”仅有26处,然其施用临床有种疾病之多。具有取穴少而精,方简力宏、执简驭繁的学术特点,即将复杂的症候,高度概括为一穴一法验于临床的特点。
推拿方面:《医经学派推拿术》[14],举凡“点”的经穴点穴术,“线”的经络循行线的推拿术,“条”的经筋循行部位的揉运术,及“面”的十二皮部的按摩术,依据《内经》说推拿,脱却教科书风格,回归推拿的原始与质朴。《小儿推拿讲稿——广意派传承录》[15]则专论小儿推拿,其特点为基础理论厚重、手法简便、取穴精到,有法、有方、有术,疗效显著。
治法方面:先后出版《中医外治法荟萃》[16]、《中医非药物疗法荟萃》[17]、《中医康复疗法荟萃》[18]和《脑瘫中医治疗康复技术讲稿》[19]。尤其是后者,创建了围绕小儿脑瘫,采用中药、针灸、推拿、传统按摩、导引、食疗、情志疗法等综合方法,使病残者的身体、心理、就业及社会活动获得恢复,从而减轻患者家庭及社会的负担,还原社会角色的一种独具中医特色的医学模式,发挥中医康复保健技术的长处,以达愈疾之功。
综合研究:有《中国象数医学研究荟萃》[20]、《杏苑耕耘录》[21]、《人癌之战与三十六计》[22]和《柳少逸医论医话选》[23]等著问世。
临床医案:出版《柳吉忱诊籍纂论》[24]、《牟永昌诊籍纂论》[25]和《柳少逸医案选》[26]三著,精选柳氏医派医案,内容涉及内、外、妇、儿各科领域。医案简洁精当,释案鞭辟入里,反映出柳氏医派的临床特色。
传承研究:《齐鲁名医学术思想荟萃》[27]研究齐鲁历代名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中国名中医名言辑释》[28]阐释历代名医明言高论。《名老中医之路(续编)》1-6辑[29-34]反映当代全国名老中医成才之路。《回春集录——柳少逸医林跬步》[35]则全方位记录柳少逸先生五十岁前医学足迹。
以上著作,皆有关于感染性疾病理论研究和临床经验内容。
二、柳氏医派感染性疾病诊治特色
柳氏医派辨治感染性疾病,形成系统的理-法-方-术(药)-量(药量或针刺穴数、按摩次数等)体系,属于中国象数医学医道-医术-医学体系中“医学”范畴,兹据其著作和论文概述之。
(一)崇尚经典,推重《内经》首创之地位
阴阳五内谓之内,万世宗法谓之经。《内经》的成编,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为中国数千年来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被誉为“医家之宗”。《内经?素问》首篇《上古天真论》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明确“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是《内经》的核心理论,而“形与神俱”是医学追求的终极目的。柳氏医派认为此即《内经》中医学或谓中国象数医学的知识结构,即道论、数论、象论,其法理贯穿到柳氏医派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方面。
对于感染性疾病而言,在《内经》中就提出伤寒、温病的概念,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素问·金匮真言论》的“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和《素问?热论》的“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等论,但总以伤寒而概括之,故《素问?热病论》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总结。这足以证明伤寒包括温病在内。因此后人便把伤寒分成广义与狭义之别,而温病则属于广义的伤寒内的一种。由此可见,温病是从伤寒发展而来,迄至清代温病方自成派别,而与伤寒分足鼎立了。[2]
(二)天人合一,详审时病、疫病之区分
柳氏医派十分重视五运六气学说,有《五运六气三十二讲》、《运气学说简编》等著问世。在中国象数医学的“医道”部分,对五运六气学说的详细阐发,包括天人相应的病因发病观、五脏相关的病机传变观、四诊合参的诊法互证观、标本阴阳的整体调整观和顺应时空的预防保健观等。
感染性疾病,多与季节、气候有密切关系。《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此处所言六气,即指季节气候的变化而言。六气除指季节气候的变化以外,也指为各种的证候群而言。既可作为病因的名称,又可作为证候的诊断的名称。“气之正者为化,气之邪者为变”,“化”则形成“时病”,“变”则可导致疫病即“时疫”,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清·雷丰《时病论》云:“时病者,乃感四时六气为病之证也,非时疫之时也。故书中专论四时之病,一切瘟疫,概不载入。尚遇瘟疫之年,有吴又可先生书在,兹不复赘。”[36]1由此可知“时病”与“时疫”之畔界。《柳吉忱诊籍纂论》分“时病”(5案)和“疫病”(4案)遴选病案[24]1-13、《内经针法针方讲记》[12]-以“时病”(9类方)和“疫病”(2类方)分节论述针方。《柳吉忱诊籍纂论》所收时病、疫病,皆有运气学说之分析。
(三)太极思维,阐发临证诊治之奥旨
柳氏医派根据中国象数医学的核心理论,结合脏腑经络学说,用太极思维探讨理-法-方-术(药)-量的临床体系及其作用机理,加深了理论与临床的沟通,完善了中医学临床体系。如以治疗发热为主症的小柴胡汤,少逸先生用太极思维阐释曰:“人体开合、升降、出入之枢,不动在少阴,动在少阳,故《内经》云;‘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少阳内联三阴,外出二阳,为入病之门户,出病之道路。少阳在足为胆,脏腑活动均听从胆的决断;在手为三焦,三焦分属胸腹,是水谷出入的道路,其经脉布膻中,散络于心包,总司人的气化活动”[7]4,“少阳病的主方是小柴胡汤,具和解少阳、拨转枢机之效,临证借其少阳转枢之功以愈其病”[7]5,“小柴胡汤药仅7味,但药简而力专,配伍则刚柔相济,寓意尤深。”“诸药合用,辛、苦、甘三味俱全,则枢机得利,三焦以通,胆气以达,而诸证悉除。”[7]9再以小儿推拿中的推五经为例,以往人们对五经的脏腑定位疑惑不解,即使解之也多望文生义,但引入先后天八卦图,则迎刃而解,“了如指掌”:“若伸掌将八卦图置入其中,则对应中指位乃离卦,相对于掌根位乃坎卦,近虎口部乃震卦位,近掌横纹处为兑卦位。于是八卦配属方位、四时、二十四节气,则成为震东方木、卯时、春分;离南方火、午时、夏至;兑西方金、酉时、秋分;坎北方水、子时、冬至;而中央为四季土,这是开放的、展开的太极模式。若作握拳式,由开放到再封闭的太极模式,拇指端居中脾土位,则中指顶仍居离卦心火位,食指顶居震卦肝木位,无名指顶居兑卦肺金位,小指顶居坎卦肾水位。于是形成了五指端配五行、五脏及推五经的作用机理。”[37]
(四)寒温统一,镕冶伤寒、温病于一炉
感染性疾病属于中医热病范畴,中医论热病又分伤寒、温病两端,故吉忱公常以“伤寒为法,法在救阳;温病为法,法在救阴”两大法门启迪学生。同时,又倡临证冶寒温于一炉,“热病包括范围很广,凡一切发热的病候,都属于热病的范畴。不论中医的伤寒、温病、瘟疫,或者是西医的一切传染病,凡以发热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都概括在内。所以热病中的病种很多,只要出现发热的现象后,我们即可按热病的规律来诊断分析,结合卫气营血四个步骤作为诊治的方向。卫气营血,是以言病邪由外入内的层次。若论病*内受,在脏腑上中下的部位时,则必需以三焦论治。但也可以按仲景的六经来分型,这需要医者临证的灵活性以及其医学的见解,来自作根据。但首先认识病的情况是阴是阳,邪气袭人是浅是深,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治法。以仲景之论为法,以鞠通、孟英之理为规,参酌近贤的经验理解变通为治,是为至上。”[2]
(五)内外合用,全方位发挥药物效能
外治疗法具有简、便、廉、验之特点,包括熏洗、敷贴、膏药、脐疗、足疗、物理疗法等百余种方法,与内治法相比,具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对“不肯服药之人,不能服药之症”,更能显示出其治疗之独特,故有“良丁不废外治”之说。以其具有副作用少、危险性小、发挥作用迅速等优势,颇得柳氏医派的青睐。如吉忱公对于瘰疬,认为系由肝气郁结、脾失健运、痰热内生,或肺肾阴亏、痰火凝结而成,治以疏肝解郁、软坚化痰,而予自制“猫夏膏”外贴(以猫眼草、夏枯草水煎熬膏而成),屡试屡验。其治疗小儿脑积水的经验“加味封囟散”一方,已被多版中医高等院校教材《中医儿科学》选用,成为脑积水治疗的代表方剂。少逸先生治疗癫痫病的“十味定痫散”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列入发明专利保护。
(六)针药并施,多措施干预疾病历程
柳氏医派强调医者应“三知”,即:知方药、知针灸、知推拿。强调掌握丰富多样的诊疗技能,以能多措施干预疾病。故柳氏医派根据脏腑经络学说的基本原理,将理-法-方-术(药)-量的临证体系一线贯通,将药物处方学的组方原则和方法引伸到针灸、推拿等医术中,创立与药物疗法相应、与方剂组方原则相类的治疗大法,即针刺疗法、灸治疗法和推拿按摩疗法的治疗大法(简称“针法”、“灸法”和“摩法”),依法立方,以方选药(穴),又创立与药物方剂(简称“药方”)相适应的即针刺处方(简称“针方”)、灸法处方(简称“灸方”)和按摩推拿处方(简称“摩方”),形成了“药方”与“针方”、“灸方”、“摩方”交融施治的临床治疗特色。无论应用单一治法,还是多措施干预,之所以皆可取得理想疗效,全在于脏腑的功能已定,而又有经络之联络沟通,只要谨守病机,依法施治,均可获效。如少逸先生“在热病的治疗中,除施以针刺疗法外,余尝佐以膏方贴敷,亦有利于疾病的痊可。如立‘清消方’煎汤熏洗手足三阴三阳经之井、荥诸穴,以泻诸经之热邪;并将药研成细末,以醋、酒、蜜等份调成软膏敷所病之脏俞,每收卓效。若热病传入三阴经,尚立‘温通方’粉末,调软膏,辩证施穴,敷于相关脏腑之募穴。而复杂之病情,尝可根据病情,辨证选用方药,煎汤熏洗四肢之井穴、荥穴。故此法融中医非药物疗法之针刺疗法、药物外治法于一体”[23]。
总之,柳氏医派在感染性疾病的诊治中,深掘博采,守正创新,特色鲜明,疗效确切,并由此而构建起完善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治疗方法体系,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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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玉贤,医院*委副书记,五莲县中医药管理局原常务副局长,副主任中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会委员,日照市中医药学会五运六气专业委员会委员,日照市中医药学会膏方专业委员会委员。该文是其参加中国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会学术年会撰文。
柳少逸老师(左)·刘玉贤(中)·蔡锡英老师(右)
复健王